襄阳第一所新式学堂鸿文书院


襄阳第一所新式学校,当属创办于1897年的鸿文书院 

   

  1、开启蒙童 

   

  1891年,祖籍挪威、后定居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哈尔沃·朗宁(中文名字为穰福林)等一批牧师,受基督教美国西差会委派来到襄阳传经布道,并在这里建立教会组织——鸿恩会。两年后,在穰福林倡议下,依托鸿恩会在樊城河街郑公祠内开办了一所蒙塾义学,主要为教友子弟和收养的孤儿提供读书的机会和条件。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为6至10岁不等的启蒙学童。“外称义塾,招市中子弟,内为贫儿院。有会内之学生、会外之学生,每年有三十多名,会内之学生最多时有12人。”主要课目和教学方式与当时的其它私塾相类,授以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等书,重背诵轻讲解,“占哔咿语,送混沌之岁月”。这所蒙塾义学看似与当时襄阳众多私塾没什么区别,但由于校长是外国人,教师中也有外国人,所以自诞生之日起,它便无形中被植入了“洋”教育的基因,结缘了当时尚未为人知的“新式教育”。 

   

  当时襄阳的教育,依然沿袭着千百年来的模式,如儒学、书院、义学、社学、私塾等类。学习内容为清廷颁行的《诗》《古文辞》《十三经》《三通》《四子书》《性理大全》《大学衍义》《历代名臣奏议》等,并严格规定:若非圣贤之书,不立于学宫,士子不得诵悉。所以,当时所有的读书人,上自皇子下至普通书生学习的内容几乎相同,许多经书能够倒背如流的士子大有人在。书生们学完指定内容需要20多年时间,读书的前途是进士及第。书生是轻贱劳动的,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如果在科考中不利,连生存都会有问题。因此,百姓有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之说。 

   

  2、中西对碰 

   

  在鸿恩会开办的这所蒙塾,由于“洋”基因的植入,注定会发生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摩擦和碰撞。1896年,当外籍女教师建议为学生们开设唱歌课时,便遭到以传统文人丁芝山为代表的塾师们激烈反对。“传统派”与“革新派”展开了空前论战,丁芝山一度以罢课相要挟。后经校长穰福林数月的疏导、调解,“传统派”妥协,论战才得以平息。在襄阳的这所蒙塾学堂里,自此开始破天荒地奏响音乐课的旋律。 

   

  随后,“洋”教师们又乘胜开设了算术、地理、幼童卫生学和万国史(世界史)等课目,“洋”义学里开始有了“新式学堂”的味道。“是时,实由单纯性质,变入混合性质。以言教科,则中西混合焉;以言学生,则内外混合焉。” 

   

  1900年,席卷全国的“西学”风潮来到了襄阳。樊城的“洋”义学随即向社会宣称自己是一所西学校,称“中西学馆”。增设高等小学,租用河南会馆旁边“广厦大宇,几净窗明”的民房作为高等小学学生的教室。还从山东聘请来了郑峨作高等小学教师,当年招收了学生4名。但好景不长,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庚子事变的爆发,洋校长、洋教师们在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怒吼声中全都黯然离开了襄阳。襄阳新式学堂陷入停顿。 

   

  1902年,中西学馆恢复。校舍设在樊城樊侯祠,学生餐宿其中。学校从山东聘来教员孙登云,掌管校务。此人“为人踔厉风发、校规务为严整。其为教,尽学生之长。课余闲谈,辄以科学常识相灌输,学生获益不浅。”1903年,校方又聘请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卻仲孚先生为教师。卻老师不为传统守旧势力所左右,按照新式学校的标准,锐意改革,又增设了数学和英文等课程,学校从此别开生面。“学科之区分,功课表之分配,一如最新式学校,而体操尤为出色当行。学生乃始见学校之新空气焉。”至此,襄阳第一所新式学堂已具雏形。 

   

  3、勤工俭学 

   

  学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直到1910年才正式命名为鸿文书院。校名缘由是这所学校被视为鸿恩会在襄阳产的“宁馨儿”,故从母得姓,名为“鸿文”。这一年鸿文书院加入了华中基督教教育协和会,由此学校管理章程、课程设置等,均服从于华中基督教教育协和会的规定。办学的宗旨以“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,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”。提倡勤工助学,“欲培人自助之志,增人求学之机。”反对“中国之少年,有钱者,始能读书”的教育机制。鼓励学习西方教育,不可轻贱劳动,勤工俭学,“以服役作工而易学资”,“使学生以执校役以代学费”。 

   

  1912年,鸿文书院由高等小学加入中学一、二年级,更名为“鸿文中学”。 

   

  1914年,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,学校新建教学楼一栋。可以分设6个教室,每间教室可列座20余人。可分作12间宿舍,每间住宿学生3到4人。四周为环形走廊,“有高大华敞之观”。学校设有食堂、浴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生活和学习设施。后又建上下为房各九的“九间楼”一栋,集中改善了教师们的住宿条件。校园修有一片不小的草坪,还有一个更大的操场,给学生提供课余时间活动和开展体育运动的场所。从此,这里便成了鸿文中学的永久校址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,鸿文中学区分学级。分设高等小学三年,中学四年。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,加聘张定伯等一批科学、英文、图画、体操教员。这年底高等小学正式毕业生10人,补领文凭的7人。学校首次开始为毕业学生举行正式的毕业典礼。 

   

  直到1923年,鸿文中学的教学计划、管理制度、教员编制及毕业年限才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这时的校长是该校创办者穰福林的儿子切斯特·朗宁。这位襄阳生、襄阳长,曾在鸿文书院度过童年时代的加拿大人受聘回母校任职,从1922年到1927年,不仅为鸿文中学建设倾注了心血,而且见证了中国的大革命时期。 

   

  这个时期鸿文中学的教师结构仍然延续中西结合,基本由两部分人构成:一部分是教友,如董曦辔、马游、潘慧庵、张定伯等,他们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,也有的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、武汉的文华大学、长沙的信义大学等教会所办学校。另一部分则是科举时代的贡生,人们尊称为贡爷,如孟觉、张南楼、童子善、徐晓风等。学校管理层如校长、校监等,也是中外混编、互相制约,充分体现“中西合璧”精神。因而课程方面除国文、修身、经史、古典文学之类的文史课,又有英语、算术、格致(科学)之类的数理课,还有旧约之类的宗教课。 

   

  4、传播革命 

   

  同时期的襄阳,除鸿文中学外,还有淑华女中、第十中学(鹿门中学)、省立二师等几所学校。北伐前后,由于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,学校师生中民主爱国思想日益滋长,特别是肖楚女来省立二师执教,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襄阳学生心灵。鸿文中学也许对西方民主思想接受的更早更多,宁静的校园率先沸腾起来,一些进步师生走出校园加入了民主革命斗争行列。鸿文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,与其他几所学校共同成立“学联”,开展有关学生的政治、文化、宣传教育活动,成为中共在襄阳最初的几个据点之一。鸿文中学的学生如高如松、董振、潘虹等,成为最早的几个党员,随后董曦辔、马游等教师及一批学生也加入了中共。 

   

 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,党组织为配合军事进展,在1926年夏,将省立二师、第十中学、鸿文中学等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派往各县发动与推进农民运动,这对发展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起了极大作用。 

   

  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之后,中共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,鸿文中学也在宁汉合流的形势影响下停办了。1928年,鸿文中学复学之后,名称改为私立“岘北中学”。1952年市政府正式接管,更名为“湖北省樊城初级中学”。1956年被市政府定名为“市第一中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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